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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洼村的农民们用地排车把出院的廖晓东接回家中。
    徐丽对丁法很气愤。因为廖晓东,她误了回城的机会,而且在住院期间,是她日夜照顾陪伴,而做为丈夫的丁法却没有踏进一步医院的大门。贫下中农就是这种感情,且不说有没有一点夫妻情份,简直没有人情。
    几天后,廖晓东家里来人了,是她的母亲。
    龙妹回城后专程到她家中走了一趟。因为廖晓东离开家后,除了在自己结婚时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外,几乎与家里断了联系。父母非常着急,听到知青有回城的机会后,非常高兴。但当龙妹告诉他们廖晓东的情况后,他们又着急起来。看来,她回城的希望很小,因为她立志扎根农村,况且已经有了两个农民的孩子。
    尽管廖晓东的母亲有思想准备,但现状仍使她吃了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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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并不在乎丁家的贫穷,只是不忍目睹憔悴的女儿。临行前,除了车票钱外,余下的全留给了女儿。
    “妈,你别难过,以后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请你告诉爸爸,作为女儿我很不孝,离开家好几年了,一直没回去看看他老人家,请他原谅我。”廖晓东劝慰母亲。
    “家中你不要牵挂,我们只是担心你。孩子,这里的条件和环境,要想走出贫穷,难如登天。你别劝我了,你要是我们的亲生女儿,我们也不会伤感。只是,你不同,我们在你身上有一种沉重的嘱托,你这样生活,我们怎么安心,怎能无愧于死去的先烈们?”
    “比比他们,我是多么幸福,他们连今天的生活都没能看上一眼就走了,我还是幸福的。”
    母亲含着泪离开了山洼村。廖晓东送母亲去公社坐车回来的时候手里带回来学生们急用的课本和本子,徐丽问她哪来的钱。
    “妈妈走时留下的。”
    “你……让丁法知道了,怎么说?”
    “你也不要太小看人家的觉悟,再说,你不说,他咋会知道。”
    “你应该补补身子。”
    “徐丽。”廖晓东很动情:“丁家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吃的下呢?我这样生活,已经很知足了。”
    她把课本又分给了那些孩子们,同时也发现少了一个学生。
    “石头呢?”
    “到山上去了。”学生们告诉她。
    “为什么?”
    “他们家粮食不够吃,他爹不让他来。”
    “这怎么行?”廖晓东着急起来:“徐丽,你上课,我去找。”
    廖晓东找遍了好几个山头,终于找到了正在拾松籽的石头。
    “石头,咋不上学?”

    石头见是廖晓东,扑在她怀里哭起来:“老师,家里饭不够吃,爹不让上学了。”
    “饭不够吃,你就在学校吃,别误了上学。”
    石头的父亲闻知廖晓东为了找儿子上学,翻了好几个山头,心里过意不去,对廖晓东说:“老师,孩子上学是好事,只是你们粮食也不多,就让他来家吃饭吧。”
    “没事,够吃。”廖晓东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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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分的劳累和虚弱使她又一次病倒。当她迈着艰难的脚步走进医院时,医生确诊她肝硬化。
    面对疾病,她很坦然。她把诊断书藏起来又回到了山洼村。她甚至想到的是自己是个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知青,千万不能因为有点小病而影响工作,导致贫下中农认为她娇养。
    终于有一天,她疼的坚持不住,再也无力登上那熟悉的讲台。
    她的门外,是一双双渴望而又熟悉的眼光。
    一个学生胆怯地问:“老师,你还能上课吗?”
    “能。”不知哪来的力量,她竟然大声的回答了一声。
    孩子们欢快的回到了教室。她找了一根木棍,步履蹒跚地走上了讲台。肝硬化疼的她冒汗,她想起了焦裕禄。于是,也用办公桌的一侧紧紧顶住腹部,继续地给孩子们讲起课本。
    毕竟这是个要命的玩笑,时间不长,她惨叫一声,摔倒在讲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学生们的惊慌声把大人们引来,当人们抬起昏迷的廖晓东往医院送的途中,她又睁开双眼,微弱地对徐丽说了一声:“你接着念……下去。”
    医院诊断,肝硬化脱水,偏僻的公社医院无力为这位坚强的知青手术,她被送到60里路外的县城。
    在县医院苏醒后,她坚持要回到山洼村。但是,任她怎么解释,却没有人再相信她,因为那份病历已经为她的生命开始划上了句号。
    县里的领导闻讯起来,医院的负责同志提出转青岛的意见,县委的同志当即同意,并指出要全力以赴。
    病床上的廖晓东闻知要转青岛的消息,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吃力地握住县领导的手说:“不要……给国家……浪费钱……不要去青岛。”
    病房里的人们潸然泪下。当时是“文革”后期,人情味似乎比较冷淡,但人们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良知。在她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她一定想去看看养育她的故乡青岛,一定想去看看她经常嬉戏玩耍的大海和沙滩,更会想起抚养她长大成人的父母。但,她拒绝了,原因太简单:不要给国家浪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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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后,我多次重温这句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遗言,心里常常浮起一种苦涩的伤感。据说,她的病如早治,用现在的宾馆中的一桌饭钱就足够了。
    廖晓东的病情日益恶化,县里的领导强行送她去青岛医院治疗,但权威的大夫流着泪摇了摇头:“……已经迟了……。”
    1974年初春的一个早上,她忽然显得有点精神,于是对陪床的人说:“我今天感到好点,我想回去给孩子们上次课。”
    陪同人员摇了摇头,对她说:“路太远,你回去太累……”
    “你去找医生说说,整天躺着也不是办法,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这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希望和要求。
    1974年古历正月17日下午,她告别了她熟悉和热爱的世界,静静地闭上了眼睛,时年27岁。
    她留下了一个3岁的儿子和仅有6个月的女儿。
    山洼村的农民要求把廖晓东拉回她们的山洼村,县里决定,待开过追悼会后再定。
    追悼会上,县里请来了烈士的父母。抑制不住感情的父母在会上大哭:“孩子,我们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死去的父母呀。”顿时,会场上哭声一片,天空也落起了细雨,但,没有一人离开会场。
    山洼村的农民自发地来参加追悼会。在那贫穷的日子里,善良纯朴的农民竟然把家中仅有的几个鸡蛋带来……
    数不清的群众纷纷拥到廖晓东父母面前,向她们伸出了满怀深情和热爱的双手。
    廖晓东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追悼会后,她的骨灰被埋在她深深爱着的山洼村的大山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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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岁月无情,二十多个春秋过去了。在诸城,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记得那个知青的名字。
    据了解,青岛市在诸城下乡的知青中,有近一半的青岛知青留在了诸城,把宝贵的青春献给了这方热土。
    也许人们还挂念着烈士的那两个孩子,在两间低矮的房子里,他们接受了作者的采访。
    两个孩子在廖晓东去世后一直在本村上完小学。由于廖晓东当时为了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把户口已由非农业落在了本村,成了农业户口。其长子随她为农业户口。1984年,有关部门为他落实了农转非政策,1990年由市劳动部门招工到市陶瓷厂,1994年结婚,生一男孩。婚后曾一度将已62岁的父亲接到城里居住,但因没有固定住处,租赁的民房几易户主,无奈,其父又返回桃林老家,种一亩多地,自食其力。女儿毕业后,被安排在市橡胶厂工作,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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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去世时,她只有6个月,母亲在她脑子里没有印象,她唯一珍存的,是廖晓东青年时期照的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这,也是廖晓东留给儿女的唯一财产了……。
参加廖晓东揭碑仪式
言者青青
    8点,我们往花石子村奔驰,参加“青岛知青廖晓东纪念碑揭碑仪式”。驶过皇华镇淡雾飘飘洒洒而来,凉风习习,顿时,我们感到似乎在迎着海风行走,这里比城里凉爽多了。
    司机兴致勃勃。一边开车,一边对我们说:“我很早听说过廖晓东的事迹,曾经想到她生活的地方走走看看,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了!”司机是文学爱好者,平时很注重这些事情。
    不知不觉我们就到了桃林镇,往东拐,踏上了去花石子村羊肠水泥路。今天的路非同往常,路清新了,没有了尘土飞扬,尤其路过的村庄,那墙壁的纸屑灰尘也不知去向了。
    我们到了花石子村路口,有两位民警向我们摆手,示意停一下,然后,民警告诉我们把车停到村后,那里有停车场,还有专人指挥安排,我们顺着民警的手指进了花石子村。
    花石子村也有了异样的感觉。路宽了,整洁了,虽然是土路,但却湿湿地鲜,给人以热情洋溢的味觉,那绿绿的树叶也在那里拍手欢迎我们,果不其然,老百姓正在垂柳下纳凉,见到我们来了,纷纷对我们笑脸相迎,嘘寒问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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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次路过廖晓东故居。侧目看,见堂屋门开着,我们还没有进屋里看过,这是个机会。抬腿进屋,脚下全是空空洼洼的土地面;扑鼻而来的是土腥味夹杂着潮湿的木腥气;目视,被眼前的情景所动情,心绪起了波动,眼睛不知不觉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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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三间平房,每间约7平方。正间左边是用泥圾砌的锅灶,高约60公分,锅灶中凹进一口大生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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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灶左边应该是风箱,却没有,而是竖起一根槐木檩,置顶屋梁,我很纳闷,问旁边的老百姓,回答我说:“这根檩是防止屋顶下塌的。”然后指指屋梁,我顺指仰头望去,果然屋梁有下塌态势;东间一盘土炕,炕上一领破席。






北墙上至今还悬挂着一位青岛知青衣学涛赠给廖晓东结婚时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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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下还有一个较早时的旧式木箱;西间堆放着些杂物。这就是廖晓东的所有家当,是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她的家!看后心情怎能不难受呢?!怎能不沉重呢?!现在的人恐怕在这里住一天也不会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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